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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望:陕北高原的东方主义与英雄理想

刘若望:陕北高原的东方主义与英雄理想

来源:本站 作者:guest 时间:2021-02-26 点击量:905

2021年1月23日,刘若望大型生态艺术展若望“抗疫”在北京渡渡美术馆开幕。本次联展由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担任总策划,意大利艺术家雅各布和独立策展人王振林联合策展,芳草地艺术提供学术支持。这是“从峪口到佛罗伦萨”——刘若望生态艺术五地联展的最后一站。刘若望生态艺术五地联展最早于2020年夏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启,之后在陕西峪口、河南榆林和山西相继举行。此次联展作为北京站的收官之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站。

作品涉及绘画、雕塑、装置,都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以及英雄主义,这些都离不开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的视野不仅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独属于陕北高原文化的体验,他的作品既是东方的,也是民族的,更是当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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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望

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陕北小村庄的刘若望,自幼在其祖父的影响与熏陶下,阅读了《水浒》、《三国》、《西游记》等名著,“英雄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浓厚的艺术细胞伴随着对崇拜人物的理解与刻画开始生长发芽。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并非理想中那般如意,故而回归到传统艺术中来,关注中华民族励志之精神,同时吸收时代艺术之精华,注重融合与创新,在不变中求变,通过雕塑和绘画的形式,去实现埋藏在心底的童年梦想。

观刘若望作品,形式上不论是雕塑还是绘画,没有左顾右盼的机敏,也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它们是一种自然本色的流露,更是一种青春奋发、纯朴无邪、直抒胸臆的生命表达。这些作品的诞生与作者生长的地域,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者的内心感受,与作者的性格志趣浑然一体,相伴而生。

特殊的“红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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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创作的圈子里,刘若望对“红色”的理解与运用拿捏的非常到位,既没有像那些“红色怀旧”的人,妖揉做作,也没有同带着各种目的利用“红色资源”做文章的人,蓄意夸大,刘若望心中的“红色情结”是极具个性特点的,在其《东方红系列》和《人民系列》的呈现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刘若望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塑造的体会可谓是非常之亲近了,生活到今天,作品中的形象在生活中依稀可见。如《东方红系列》,陕北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农民伯伯围着白色的“羊肚肚”手巾,穿着黑色棉袄,迎风一张红通通的脸膛,胳膊里怀抱着的赶羊铲,虽然没有把羊群刻画出来,可羊群浩浩荡荡的场景早已在脑海里形成。对陕北农民形象的刻画与再现,是刘若望基于“乡土味”的表达,展现的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寻觅,也是对他经历过的时代的记忆。

《人民系列》中刻画的红军的形象,红军的八角帽、民兵的白头巾和白腰带 (红腰带)、白绑腿和青灰衣服搭配在一起,加上人物的红脸膛、黑胡子、手上的大刀、红缨枪、步枪构成了过去有关“人民战争”的视觉符号。这个年纪的刘若望,对“红色”题材的抒发,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创作,而是通过这种形象去刺激年轻人的力量,进一步突破并超越内心的自我。

平凡的“英雄理想”

童年时对三国、水浒的崇拜、成年后对红色宣传的认知,以及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统帅梦想等等,都让人以为刘若望是在用兵马俑似的语言,塑造草根化的英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刘若望在形象的塑造思维上,的确借鉴了传统墓俑的塑造方式,注重整体、强化色彩关系、对大块面的把握以及简练的创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但亮点在于,刘若望对墓俑雕塑的吸收是非真实性的,并不是模仿式的创造。墓俑的替代性被刘若望极力的放大,人物在夸饰的动作架势中变得非常夸张。这种强烈的夸饰与夸张以其非真实性,和中国革命纪念雕塑大相径庭。后者是要通过英雄化来证明革命的正确性、制度的合法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旨在让夸张的东西变成集体训导的真实,故谓之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刘若望的雕塑则恰恰要排除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假定的真实性。

提到英雄,刘若望手下的英雄其实是被英雄情结鼓励至今的刘若望本人,而非幻想中的英雄。借助英雄这一载体,并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历史、地域、人民的代表性。我们看作品中那些枪挑吼狮、剑屠毒龙、槌击导弹、斧劈航母之类的人物,你就会知道作者游戏人生、嘲弄现实的另一面。因为他手下的人物都是存在于过去时的,舞枪弄棍,武艺高强,而对象则是象征性的,无论是张牙舞爪的动物,还是威力慑人的武器。这里的对抗是个人记忆、个人愿望作为精神力量和生存现实、文化现实的矛盾。其夸张造型与冲突场景带来的紧张感,激发出观者个体的心理反应,而不是集体意识的强行叙事。


以其《狼来了》系列作品为例,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狼来了”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讲的是牧羊小孩因为怕狼而哄骗大人,最后自己得不到救助的悲剧。这组作品以动物狼的形象为创作原型,相较于真实的体型比例,在塑造中被放大了许多,狼在2m以上,人物高度3m左右。材料全为铸铁,锈迹斑斑,远看一片暗红色。群狼呲牙咧嘴,各具凶相;人物长剑在手,蓄式待发。作品中人物与狼群其相互对峙,紧张而激烈,虽是准备开始战斗。这组作品视觉上给观者极强的震撼力,细思,一切又是那样充满仪式感和戏剧性。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希望孤独的人被战胜,尽管力量悬殊,寡不敌众,但是,永不言败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个英雄与生俱来的品质,隐含着作者对个体精神的追求与倡导,生活在一个功利优先的现代社会里,也许只有在艺术中,人才能对抗无所不在的权力操控和利益诱惑,保持个人的尊严、人类精神的尊严。刘若望的英雄雕塑由此而成为对公民理想的召唤,成为普通人精神自主的象征。

抹不去的“地域感怀”

刘若望的作品带有很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席卷下,他的创作理meishubao/2021020421475743663.png念并没有被“同化”,始终和陕北这一特有的“黄土高原”保持着某种精神上联系。大气磅礴、凝重质朴、忠厚老实等等地域性气质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种气质的表达,是个人接受黄土高原孕育、艰难的成长岁月以及背后隐藏的超乎想象的意志力的集中展现。

显而易见,刘若望对陕西地区出土的兵马俑艺术的进行了很好的消化,不论是人物形象的表达还是动物形象的塑造,即便是二维绘画的表现也都脱离不了北方人的敦厚憨实与豪迈爽气的气质。在形体的塑造上,造型整体,由大块面组合而成,体态结实,雄浑有力,极具感染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的作品比较强调群组的表现,队列式的人物比较多,注重仪式感,这些都和兵马俑有相似之处,在色彩处理上,沿袭兵马俑本身色彩的特征,非常严谨。

在《仪仗系列》中,现代战争中的士兵却具有出土陶俑一样的泥土色彩与质感, 其中所具有的来自大地、回归大地的轮回意味非常值得回味。而他作品中的人物的密集排列, 则与秦汉陶俑的军阵有着艺术上的文脉关系, 鲜明地揭示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群体性力量与向心性的统一精神。

绕不开的还有,刘若望在艺术道路上的求索,还得益于其对时代发展的敏锐察觉力,没有固守传统,而是积极吸收当代视觉文化中的营养元素,注重基本功的夯实与视野的拓展,不断求新求变。

刘若望不是哲学家,但他的作品却带有艺术家的哲学沉思;他也不是思想家,但他的作品里却刻画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伴随其艺术成长的始终。(北京渡渡美术馆/供图)